茹费理在19世纪80年代担任过法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总理，竭力主张对外殖民扩张。
[63]不过，这样的观点仍需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立法机关为行政机关设定某项任务时，已经为其匹配了相应资源，由此完成了对其可问责性的完整构建。[72]一个区域的消防站、消防栓缺建，不意味着其完全无法获得火灾救援，因为还可以从其他区域临时调集增援，但肯定意味着该区域获得火灾救援的及时性将大大降低，而及时性对于火灾救援来说至为关键。
我国的法律虽然将各个行政机关拟制为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实际上它们只是科层化的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代理者，并无独立利益。当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某些完成难度巨大的行政任务时，后者为了减轻压力，将千方百计运用各种策略限缩自身职责，直至这些职责最后看起来同其能力基本匹配为止。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机关拥有履职所需的一定资源，并能高强度地运用这些资源，但由于资源总量不足，行政机关的作为可能性也会受到显著影响。[29]将这句话套用到行政领域，意味着法律所设定的行政职责应当与其实际能力相匹配，法律只能要求政府去做它能做得了的事情。[58]曾有一项针对专家学者、部分人大代表和预算工作者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人大是否能够独立科学地作出预算决策这一评价项目仅得2.5分，人大是否拥有较大的预算控制权这一评价项目得3.5分（满分均为10分）。
立法机关只设定行政职责，但不配置行政资源，此种脱节削弱了法律以可问责性为核心对行政组织进行合法性控制的能力。本来，判断行政应具备之能力确实应从立法机关处着眼，行政机关既不能自行决定其规模或者自行发展成员，更不能自行征敛或自谋营生以获取资财。总括而言，第11条第2款规定的非公有制经济监督权，是一项具有特殊内涵的国家权力，它更多的是一种积极保障权力，而非消极制约权力。
从其宪制功能维度审视，监督条款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不过，其中的任何一条要建构起一项真正有效运行的监督制度，都离不开由其他监督条款所形构的监督制度的协作与支持。既然是义务，那人大代表就不得找各种借口拒绝来自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
我国《宪法》第5条宣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127条、第132条第2款和第134条的价值目标，就在于建立并捍卫法治秩序。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在《宪法》第6条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15条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第11条确定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91条和第109条设立审计机关，以实施审计监督。因此，第134条对监督权力的行使范围界定得最为明确。第132条第2款规定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特征。
第134条意味着检察院对所有执法行为都享有监督制约的权力，[40]而不单纯是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实施监督。世界各国制定宪法的重要目的在于实现法治。[11]参见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应理解为以国家立法的方式保障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市场主体地位。
正确认识国家机关之间的监督关系,才能全面透视宪法创制的国家机关的内部构造。是故，第127条同样可以视为实质意义上的监督条款。
与此同时，第27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此等规定说明，人大代表的受监督义务是一种绝对刚性的义务，各级人大代表要时刻接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
该条同时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22]没有民主就没有近代化的宪法，因而，民主成为宪法致力于维护的首要价值。监督宪法上的国家机构规范的有效实施，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使各个国家机关在实践中严格依宪治国，在消极层面自身不去侵犯公民的人权，并在积极层面去救济受到社会与他人侵害的人权。[5]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法规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法规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释义》,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第3条第3款、第62条、第67条和第104条是有关人大监督的规范条款。五、宪法上监督条款的宪制功能类型 监督条款的宪制功能与其价值目标是息息相通的。
第1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此乃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定位条款。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一般只是赋予公民言论、出版等表达自由权，而甚少在表达自由权之外另赋予公民监督权。
唯有如此，方可实现全国人大宪法实施监督工作的闭环。众所周知，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并非常设的国家权力机关，所以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受人大监督，更多的是表现为常设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它们的工作实施监督。
第41条的一项重要规范内涵是：给予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利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控告、检举、申诉的人一个根本的法律上的保障。就监督对象范围而言，监委监督无疑是所有监督中最为广泛的一种。
[25]监督条款中以人权保障作为其价值目标的，有《宪法》第41条、第62条第2项和第67条第1项等。[13]质言之，第127条创设了一种新的廉政型宪法权力，属于创新国家权力结构的宪法监督条款。第127条是有关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的条款。（三）促进经济发展的监督条款 《宪法》第11条第2款、第91条和第109条是直接涉及经济领域的监督条款。
[14]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124页;胡锦光、韩大元著:《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103页。（四）维护法治秩序的监督条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通过独立公正地核查国家治理各领域及各类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国家审计足以发挥着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对国家治理体系中其他子系统的规范和高效运转，起着基石支撑和重要保障作用。二是，授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补强了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
第41条赋予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实际上是鼓励和激发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国家治理，通过提出批评、建议的方式，让公民个人帮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以申诉、控告或检举的事后监督手段，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们分布于《宪法》第3条等十二个宪法规范条款中。
在终极意义上，宪法就是人权之法。概言之，修宪者诚然在宪法文本中采用的是监察权这个名称，但这不妨碍将监察权解释为一种监督权。（三）创新权力架构的监督条款 与对检察院的定位创新相比，现行宪法第127条创制的监察权显著改变了我国的宪法权力结构，堪称我国制宪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创新。[34]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旨在消除法治秩序建构过程中的种种违法行为，以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价值目标。
[23]正是借助这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人民监督，才保证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而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亦由此得以彰显。毕竟，一旦人民丧失监督的权利，所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人民监督也就无从说起。
通过一系列监督条款，制宪者成功形塑了一套宪法上的监督制度体系，此乃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重要特征。[1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社会主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宪法所承载的价值一定是多元的，在价值目标上，其监督条款亦是多元化的。[20]不管何种实施方式，它们都要受到人大的监督，而人大行使此等监督权，旨在强化宪法对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约束力，保障宪法在实践中获得更好的遵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